议员“造反”！美众议院陷入瘫痪

如果我们进入到发达国家的阶段，我们的产业就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服务业能源使用率低，排放减少，环境的压力就会小。

中国人到韩国去买东西就是买两样，一个衣服、一个化妆品，都是中间技术，它继续在做衣服，把一部分低端的衣服转到中国来了，它继续做中高端的衣服，我们也可以继续做，中间漫长的空间可以发展，不一定非得是高端技术。当时没有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宏观经济学，诸位都学过宏观经济学，那是1936年，大萧条都走了一半多了，一个英国人叫凯恩斯的写了一本书，后来一致公认那本书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罗斯福当选搞新政代表着宏观调控政策的诞生。

它所发生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四小龙，韩国是百分之六十几，新加坡和香港已经一百多了，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富的国家，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百分之二十左右，我们只有百分制十三点几。这个状态当中显示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仍然具有一定潜力，但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调整时期、痛苦的调整时期，还得经历一段时间。2013年中国的IPO只占全部社会融资的1%，加上前面的风投、创投、天使投资、PE不超过3%，这么多年还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互联网一定要发展，而且最好在各行各业。

中国经济一超过9%就通货膨胀了，超过10%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那都不是正常增长，不是过去的旧常态，那是变态，那叫过热增长，我们希望以后不再有了，通货紧缩也不是正常增长，我们把这些去掉，去掉之后，统计上看就和世界上若干个研究小组过去这些年研究的中国潜在增长率结论是一样的，过去二三十年就是7-9之间，有的十年可能是8-9，有的十年可能是7-8，这个可能也会变化。现在7%或者低一点的增长速度，不是我们的正常增长速度，属于比较低的调整时期的增长速度，对不对? 就是所谓的潜在增长率，本来是这么多，经济过热的时候个高于潜在增长率，那时候有通货膨胀，而在低迷时期，通货紧缩的时期，表明你现在的增长速度低于你的正常速度、低于你的潜在增长力，绿波方法可以计算正常增长，把通货紧缩的年份去掉，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中间没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叫正常增长，我们现在不属于正常增长，我们属于有负差距的状态。自从G20峰会在G20中诞生，我就开始深入研究G20，在美国、欧洲、亚洲和中国国内等参加了许多关于G20的研讨会，发表了不少关于G20的评论介绍和研究文章。

在G20中，G7和金砖合作形成引人注目的互动，甚至是微妙的政治对抗。过去，中国在全球事务中很难谈得上国际领导，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重要性的上升，使中国不得不担当国际领导。在中国举行奥运会的时候，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武装冲突。中国软实力 我在布鲁金斯开始学习研究，第一个接触的新鲜人物不是学者，而是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奥巴马。

北京奥运会却让我在美国更忙，因为布鲁金斯学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都找我约稿，让我评论北京奥运与中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中国要带动亚洲地区的共同富裕。

解决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新的全球挑战，更加需要全球治理。匹兹堡G20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规定：G20是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在东南亚的印尼和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提出陆海相连、中国与世界对接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两次G20峰会均为紧急峰会。

中国在2015年加入了G20的执行机构三驾马车，并为2016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做准备。我们6位同期访问研究员中有一位来自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通过他，我也认识了一些经常来布鲁金斯学会参加研讨会的俄罗斯高级外交官。在我后来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观察和研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话是时任欧洲中央央行行长特里谢于2009年10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CFR）报告中指出的：金融危机超出了现有经济学教科书常识范围，解决本次金融危机没有教科书答案（大意）。我在2010年就发表了一些论文，呼吁改善、解决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问题。

金砖合作成为与G7并存的新兴全球治理机制。这意味着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管理世界经济的小多边论坛G7不得不让位于G20。

中国发起成立的多边的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亚投行（AIIB）可以说是过去8年最具戏剧性的发展，彰显了中国金融外交的成就与成功。但是，自首尔峰会以来到现在，5年过去了，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IMF）的改革主要由于美国的不作为而搁浅。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但是，一年后的2008年9月，这场美国次贷危机居然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在布鲁金斯学会给我们后来举行的毕业研讨会上，主持人卜睿哲还提到四川地震，对中国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表示哀悼。他的意思是，你们中国需要面对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1997年，亚洲部分国家（韩国、菲律宾、印尼等）爆发金融危机。奥巴马于2009年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

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但中国毕竟是大国，不仅不能自动放弃国际领导，而且必须争取和增强中国的国际领导权。

2014-2015年，希腊等欧元区国家的债务危机变得愈来愈严重。即将下台的美国总统小布什2008年1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一届G20峰会，而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则接过美国的主席国身份，于2009年3月召开了第二次G20峰会。

然而，国际政治远比世界经济复杂。这里的国际领导，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的最重要一部分，即国际领导权、国际领导地位和国际领导作用。

此前，我在布鲁金斯学会做了《关于中国软实力》的专题报告。大国的国际领导权 新兴大国，主要是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以及后来的南非（这五国构成所谓金砖合作）联合起来，在G20中举行峰会。但是，到底如何解决希腊危机？有不少评论家指出，无论是希腊，还是德国等欧洲人，仍然用老旧的办法，而不是21世纪创新出来的方案对付希腊危机。这一《章程》受到国际好评，是中国国际领导的具体体现。

但2008年金融危机大敌当前，美国当时的总统、英国首相、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以及七国集团（G7）束手无策。不过，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9月15日，我离开美国回国，旋即到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德国国际问题研究所（SWP）一个关于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研讨会。

金融危机为增强、提高中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提供了历史机会。我甚至听说，俄罗斯人在与格鲁吉亚打仗前，就把持有的美国财政部国库券差不多都出手卖掉了。

这是历史性的，由此，毫无疑问，增加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软实力。这8年，我居然成为了一个G20问题专家。

2007年8月，我接受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从北京前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到被广泛评估为全美智库第一的这家机构做访问研究员。在柏林，看到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德国《明镜》等报刊上关于金融危机的大量恐怖报道。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次造出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术语。2015年7月22日，在北京的一次研讨会上，亚投行候任行长金立群讲话称：中国人搞世界一流的国际组织，以前是不敢想的，也是不会有的，但今天，亚投行正式成立的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在2015年年底展示在亚洲和世界面前。

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在美国，我没有看到实况转播，但看了美国电视上的北京奥运新闻。

也就是说，从2015到2017年，是G20的中国领导时刻。中国塑造和生产新的国际规则，让这些国际规则管理世界，包括亚投行在内，按照国际规则运行，符合治理、环境、劳工等国际标准，而且亚投行将贯彻更高的国际规则。

匹兹堡会议宣布的G20的使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达成。为了在全球层次上应对金融危机，德国等欧盟国家发起在1999年建立了G20，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G20的创始国。